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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北京與精神還鄉——以林海音《城南舊事》為中心

來源:《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 沈慶利  2020年07月15日08:31

摘要

林海音在《城南舊事》中以鄉愁鄉思和精神還鄉的方式,將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的詩意進行了傳神呈現,并以童稚情懷和“愛的智慧”勾連起“父親的家國”。作家筆下的“南城老北京”,作為民國時期中產階級眼中的市井化老北京形象,是一個融文化鄉土與摩登都市為一體的既新且舊的“平民化北京(平)”,也是現代中國文人“回瞥”體驗的典型體現。林海音對處于“現代衰頹”中的“舊京繁華”、京腔京韻的詩化記憶和品味流連,堪稱當代中國大陸新時期以來“京味文學”的歷史先驅。

關鍵詞:《城南舊事》;林海音;精神還鄉;記憶北京

 

德國神秘派詩人諾瓦利斯指出:“哲學活動的本質就是精神還鄉,凡是懷著鄉愁的沖動到處尋找精神家園的活動皆可稱之為哲學活動。”(諾瓦利斯的這句話曾被國內學者廣泛引用而未標明出處。它最早出現在趙鑫珊《科學、藝術、哲學斷想》一書中:“哲學活動的本質,原就是精神還鄉。或者換言之,凡是懷著一種鄉愁的沖動,到處尋找精神家園的活動,皆可稱之為哲學。”(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頁),在2005年的第二版中,作者將“哲學活動的本質,原就是精神還鄉”一句單獨標注為出自諾瓦利斯的德文作品。筆者查閱諾瓦利斯的中譯作品集之后發現,目前這句話又被翻譯為:“哲學本是鄉愁——處處為家的欲求”(沒有下文)。【[德]諾瓦利斯:《諾瓦利斯作品集》,林克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頁】)詩人眼中的哲學觀念未必準確,卻有一種天才般的直覺敏感。處在家國離亂中的人們容易激發起對故國家園的回望,在離亂動蕩中積聚著重返故鄉、重新聚合的心理能量。中國文人百余年的流離失散,與此起彼伏的社會動蕩、國家興亡息息相關。林海音出生于日本大阪,三歲那年(1921)隨父母回臺灣居住;兩年后(1923)又隨父母遷往北京定居,一直到1948年才重新返回臺灣。俗話說“哪里有童年,哪里就有故鄉”,林海音的童年和青春歲月都是在北京度過的,北京成為她心靈的故鄉絕不奇怪。

一、回望“南城”與京華懷舊

作為心靈故鄉和精神原鄉的老北京城,在林海音筆下具有鮮明的區域特征。正如作家本人所說:“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舊日京華的所在地。父親好動到愛搬家,綠衣的郵差是報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們住過的椿樹胡同,新簾子胡同,虎坊橋,梁家園,盡是城南風光。”(林海音:《城南舊事(沈繼光攝影版)·后記》,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頁。)《城南舊事》每篇作品的主人公總是勾連著一個或多個老北京的場景地點,將它們一一串連起來,就可組成一幅相對完整的南城老北京歷史地圖。作者對此也有一種自覺意識,晚年她在散文《一張地圖》中,曾詳細記述一對老友給她帶來一張老北平地圖、使得她驚喜萬分的情景:“在燈下,我們幾個頭便擠在這張地圖上,指著,說著。熟悉的地方,無邊的回憶。”(林海音:《一張地圖》,見《北平漫筆——林海音散文精選》,當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68、68頁。)整個晚上他們都在憑著這張地圖訴說著記憶中的老北京,“客人走后,家人睡了,我又獨自展開了地圖,細細地看著每條街,每條胡同”(林海音:《一張地圖》,見《北平漫筆——林海音散文精選》,當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68、68頁。)。那張地圖帶給了他們多少快樂的回憶和美好的遐想!

天狼影视 作家在小說中引領我們跟隨敘述者小英子那歡快輕盈的腳步,深入老北京的街頭巷尾、胡同人家、同鄉會館、亭臺樓閣以及各種游樂場所,如數家珍地回味著曾經留下她足跡的每一片熱土。通過對童年的回望一次次神游北京,夢回心靈的故鄉。小說《惠安館》一開始,她就讓英子跟隨媽媽到“騾馬市的佛照樓”去買東西,她們“從騾馬市大街回來,穿過魏染胡同、西草廠,到了椿樹胡同的井窩子,井窩子斜對面就是我們住的這條胡同”(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3頁。《城南舊事》目前有多種版本出版,本文引用文字如無特別注明,一律出自該版本。)。胡同里最醒目的建筑當然非惠安館莫屬,惠安館里最引人注意的人物則是“瘋子”秀貞。秀貞失瘋的背后是一個令人心酸無比的故事。她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來北京求學的窮學生思康。然而思康卻不是秀貞值得托付終身的意中人,他對秀貞“始亂終棄”,一去不回;秀貞未婚先孕生下的孩子又被家人瞞著偷偷扔掉。失戀和失子的雙重打擊使秀貞精神失常,成為人們流言蜚語中的“惠安館的瘋子”。然而這個“瘋子”又是何等美麗善良、心地單純啊!無論是她那長長的辮子,還是辮子上扎著的“大紅絨繩”,以及身上穿的一身“絳紫色的棉襖”和“黑絨的毛窩”,無不有著鮮明的地域特征,又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特定烙印。

天狼影视 惠安館聯結起“我”和秀貞,“椿樹胡同的井窩子”則將英子與她兩小無猜的童年玩伴妞兒串聯起來。今天的年輕人恐怕已對老北京的“井窩子”頗感陌生,“舊時北京,自來水尚未完全出現前,都是在一些胡同里挖井取水。并且設以轱轆繞粗繩打水,再由水車分送附近各住戶”(林海音: 《舊京風俗百圖》,見《英子的鄉戀》,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頁。)。那時的北京人常常“聚井而居”,胡同也因此得名,“井窩子”四周更是兒童玩耍的熱鬧場所,英子與妞兒便相識在井窩子旁。妞兒自小被親人遺棄,被養父母撿拾后又成為他們的賺錢工具;而“我”從宋媽與“換洋火的老婆子”——那位“眼瞧著”秀貞失瘋的老街坊的閑談中,得知秀貞的孩子剛生下來就被包裹成一團,“趁著天沒亮,送到齊化門城根底下啦!”(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9頁)秀貞父母偷偷將她的私生子遺棄此處,當然是希望很快能被人發現、撿拾和抱養。而妞兒也聽養父母說,她同樣“來自”齊化門。天真而極富想象力的英子誤將兩個孩子等同起來,她努力成全妞兒與秀貞“母女相認”,不料一場更大的悲劇卻導致兩個年輕生命的死亡。

天狼影视 在《我們看海去》中,作者進一步張開想象的翅膀,“神游”到她兒時曾經住過的南城新簾子胡同:“新簾子胡同像一把湯匙,我們家就住在靠近湯匙的底兒上,正是舀湯喝時碰到嘴唇的地方。”(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55頁)新簾子胡同留下了林海音童年最美好的一段記憶,在晚年散文《我的京味兒回憶錄》中,她對新簾子胡同的兒時生活仍念念不忘:“新簾子胡同的家因為在胡同盡頭,是個死胡同,所以很安靜,每天在我放學后撂下書包,就跟宋媽帶著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熱鬧,或者在我放學回來時,宋媽和弟、妹已經站在門口‘賣呆兒’等著我了。”(林海音:《我的京味兒回憶錄》,見《北平漫筆》第90頁。)而英子那時上學經過的剛剛打通的興華門,城門外還堆著“一層層的磚土”(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66頁)。這一景象也并非完全虛構:興華門即今天的和平門,民國時期為了貫通南北新華街,在城墻上開鑿了兩個拱形券洞,最初叫新華門,后來改稱和平門。張作霖時期曾將此門改為興華門,不久又改回和平門。作者在小說中仍沿用興華門的稱呼,正說明那段“民國往事”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隨著蘭姨娘“闖入”英子家,那一個個曾代表老北京市井風貌的“特色地標”——城南游樂園、三貝子花園觀影樓、人聲鼎沸的虎坊橋大街、讀書人向往的京華印書館等等,則如萬花筒般接連映入讀者的眼簾(《蘭姨娘》)。蘭姨娘透著性感風騷、善于打情罵俏和吃喝玩樂的個性,與她“身后”的秦樓楚館、書場戲院、麻將牌桌、雜耍玩意兒一起,共同組成了燈紅酒綠、熱鬧非凡的老北京市井風俗畫卷;更值得一提的還有英子和保姆宋媽步履匆匆的身影,她們一路從“絨線胡同”走來,穿過兵部洼、中街、東交民巷,一直抵達筆直寬闊的“哈德門大街”,也就是今天的前門大街,到處尋找宋媽失散的女兒(《驢打滾兒》);這一帶正是當年老北京最繁華熱鬧和時尚前衛的地區。文中提到的“西交民巷的中國銀行”、東交民巷的“美國同仁醫院”等現代建筑,為南城老北京的市井風貌平添不少現代化乃至“西化”的“異域風情”。

天狼影视 北京南城又稱“外城”,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這一帶不僅聚集了大量平民乃至貧民,更是文人雅士駐足停留、流連忘返的聚集地。在明清北京城的規劃中原本沒有所謂外城,“很長一段時間,這片土地只是一望無垠的郊區而已”(傅巖:《“圍城”內外的崇文和宣武》(上) ,《文史參考》2010年第15期。)。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汗率軍從古北口一路燒殺搶掠,直抵北京城下,京師重地慘遭重創。經此一役,嘉靖皇帝覺得只有九門“內城”還不足以保證自身安全,于是下令在京城之外再建造一座城墻。但因財力所限,只建了南邊的一小段便不得不停工。當局只好把城墻的東西兩端與原來的東便門、西便門連接在一起,好似給北京戴了一頂帽子,由此形成一個獨特的南城文化圈。(傅巖:《“圍城”內外的崇文和宣武》(上) ,《文史參考》2010年第15期。)歷經時代變遷和歲月沖刷,這一地區逐漸成為官民倚重的經貿往來中心、商業娛樂中心和文化藝術中心。且不說其中的大柵欄地區商家林立,老字號比比皆是;天橋一帶更堪稱老北京的“嘉年華”,吃喝玩樂、雜耍游戲應有盡有;更有琉璃廠一類文人墨客向往的“圣地”,和供人們尋花問柳、宴會酬唱的八大胡同等娛樂場所,“南城北京”遂成為最能體現“舊京繁華”不可或缺的標志和表征。與之相應的則是各地會館紛紛云集于此,“據統計,北京有百分之七十的會館坐落在宣武門以南,前門以西這片區域”(傅巖:《“圍城”內外的崇文和宣武》(下) ,《文史參考》2010年第16期。)。《城南舊事》提到的惠安會館,想必就是以林海音童年在北京居住過的晉江會館為原型虛構而成。

天狼影视 以“南城”為中心,林海音打造了一個市井化、平民化與生活化的老北京形象。這一形象既與林語堂等人眼中富麗堂皇、高貴典雅的“貴族化北京”“文化烏托邦北京”不同,也區別于老舍筆下的“胡同北京”“大雜院北京”和貧民化北京。林語堂是把老北京視為文化心理的“烏托邦”模型加以刻畫的,他眼中的老北京就像一個“國王的夢境”,如夢如幻、如詩如畫,如人間天堂般神奇縹緲。在《京華煙云》等小說中,林語堂對南城老北京亦多有涉及,但主要是為了“陪襯”老北京人生活的富足安康;老舍從小生活在老北京的大雜院,對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三教九流無不諳熟于心,因而他作品中那種地道純正的“京味兒”在現代文壇幾乎無人可及。但他小說人物的活動范圍主要集中于從護國寺、積水潭到香山一帶的北京西北部地區,人物形象以掙扎于貧困線的底層百姓最為傳神。

與老舍、林語堂相比,林海音則通過一種濃得化不開的鄉愁鄉思,刻意呈現一種純凈化的老北京日常生活詩意。林海音建構的“南城老北京”,其實是民國時期中產階級眼中的市井化北京,是一個融文化鄉土與摩登都市為一體的既新且舊的“民國老北京(平)”。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并非林海音和林語堂的真正故鄉,嚴格而言他們只是北京的“匆匆過客”。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將北京視為自己的精神故鄉,背后的文化心理邏輯值得追尋探究。《城南舊事》多次凸顯英子一家的“外來者”身份,同時也似是一種自我提醒:“我想起媽媽說過,我們是從很遠很遠的家鄉來的,那里是島,四面都是水,我們坐了大輪船,又坐大火車,才到這個北京來。”(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11頁)不過“外來者”的陌生化視角,反而有助于顯現老北京的區域特色。如同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有意通過林黛玉、劉姥姥等“外來者”的視角表現賈府的富貴堂皇一樣,林海音觀察北京的獨特“臺灣視角”,也讓其筆下的(民國)老北京城增添一些珍貴的海洋文化氣息。小英子經常誦讀的一首童謠是:“我們看海去!我們看海去!……金紅的太陽,從海上升起來……”(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56頁)在作家筆下,連土生土長的老北京“破落戶”都頗具現代意義的“海洋意識”——那位不學無術、“把家當花光了”的小偷兒,之所以被迫干些小偷小摸的勾當,是為了供養弟弟“漂洋過海去念書”。(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71頁)這與老舍筆下那些終日守在皇城根下麻木不仁、沉溺于“北京城就是世界中心”的幻想不能自拔的老北京人完全不同。林海音無意中為長期“閉關自守”的老北京城面向現代海洋世界敞開懷抱、“笑迎八面來風”,奏出了一曲時代先聲。

二、回味童真與“父親的家國”

意大利著名兒童教育家蒙臺梭利經過長期的觀察和研究發現,兒童會經歷一個對周圍事物常常產生“不可抑止的沖動”的敏感期。這種“不可抑止的沖動”出于他們對所處環境的刻骨銘心的愛,“這種愛不僅僅是情感的反應,而是智力發展的需求,它能促使兒童去看和聽,進而不斷地成長”。蒙臺梭利借用文學巨匠但丁的話語,將兒童的這種與生俱來的需求稱之為“愛的智慧”。([意]瑪利亞·蒙臺梭利: 《童年的秘密》,金晶、孔偉譯, 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頁。)在她看來,兒童正是憑借一種單純的愛而獲得自己的“感官印象”,并借助它們不斷成長的;兒童對成人具有特別之愛,他們對成人極為敏感,總是有意無意地模仿著成人:“成人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吸引著兒童,并使他們著迷”。([意]瑪利亞·蒙臺梭利: 《童年的秘密》,金晶、孔偉譯, 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32頁。)

與人們總是強調成人(尤其是父母)對兒童的關愛和照顧不同,蒙臺梭利提醒我們,實際上是兒童在愛著成人,“我們應該記住,兒童愛我們并想服從我們,兒童愛我們勝過其他的一切”([意]瑪利亞·蒙臺梭利: 《童年的秘密》,金晶、孔偉譯, 中國發展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32頁。)。然而很多時候成年人卻未意識到這一點,對兒童寄托于成人的無比信賴和深沉熱愛懵懂無知,沒有給予及時回應;成年人對兒童的冷落和冷漠常常給兒童造成難以彌補的心靈創傷,使他們錯過“愛的智慧”的敏感期,長大后則造成“愛的能力”的欠缺。這與弗洛伊德等人開創的現代心理學一再強調“童年創傷”對于個人心理發展的巨大影響一脈相承。而那些成年后仍不時“回望童年”、始終懷持一顆赤子之心的人無疑是值得稱道的。他們就像天使一樣,把童年時期孕育而就的“愛的種子”撒播向廣闊的世間。

林海音就是這樣一位秉持童心、傳播愛心的寫作者。她每每通過創作回望童年,其實是對兒童“愛的智慧”的品味流連與發揮。《城南舊事》中的敘述者小英子作為一名天真無邪、率真無偽的小孩子,雖然看不懂大人的世界,無法理解大人間的是非恩怨,當然也分不清“好人”與“壞人”的區別,但她以一顆未經世俗玷污的童心觀察和感受著身邊的一切人與事,又像是一位高高站到云端、懷持一顆悲憫同情的心“俯視”著蕓蕓眾生的小天使。

另一方面,兒童的天真蒙昧與驚人的早慧早熟,在英子這里也奇特地融為一體。她在荒無人煙的野草地碰見正掩藏“贓物”的小偷兒,雖然“倒抽了一口氣”,卻很快恢復鎮定。憑著一種天性或過人機智巧妙地與小偷兒周旋,既“保守”小偷兒的秘密,也安全保護了自己,成功將其“化敵為友”。小偷兒為生活所迫,不得已干起盜竊營生,卻再三向英子表白自己“不是壞人”,內心深處潛藏著一種趨善、向善和求善的天性。很多時候人性的善與惡就這樣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然而冥冥之中自有恢恢天網,善良懵懂的英子還是無意之中向便衣警察提供了小偷的“犯罪”線索,小偷兒被繩之以法。但在目睹小偷兒被抓的情景后,她卻依在媽媽的身邊“很想哭”。(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78頁)英子良善慈悲的天性及其童真之愛,為這個世界提供了最溫柔也最堅強的支撐。

天狼影视 英子為蘭姨娘與德先叔“穿針引線”的過程,則凸顯其性格中的早慧早熟和“鬼精靈”特征。蘭姨娘從小被父母所賣,被迫淪落風塵,二十歲時嫁給施大那個“老鬼”,如今她從施家逃出,走投無路之際投奔英子家,還半開玩笑地說要拜英子媽為“姐姐”,在他們家“住一輩子”。面對這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爸爸自然有些心猿意馬(那個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鮮見),只是苦了身懷六甲、挺著大肚子的媽媽。小小年紀的“我”雖然不懂“媽為什么忽然跟爸生氣”,卻敏銳感覺到了家里氣氛的“不對”,她既為爸擔心,又想著如何替媽解憂。幸好家里來了一位爸爸的好朋友德先叔叔,一位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了不起的新青年”(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91頁)。經過“我”的巧妙安排和在兩人之間真假難辨的“傳話”,終于使他們走在一起,同時保全了自己家庭的完整和睦,可謂用心良苦,心機巧妙。

天狼影视 不過英子的敘述是否夸大了自己的作用?英子的記憶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恐怕早已真真假假難分了。廣義而言,所有的記憶都包含了想象和虛構。能否“記得很清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與秀貞、與玩伴妞兒之間建立的友誼,以及她發自內心的同情和關愛。如果沒有這種“愛的智慧”,沒有這種發自兒童的敏感而單純的愛心,她怎么會萌生出幫助失魂落魄的“瘋子”尋找失去的女兒的念頭?產生幫助妞兒擺脫虐待養父母之家庭牢籠的幻想?生活的洪流盡管難免“事與愿違”,小小的英子卻總想憑借敏感而弱小的心靈盡其所能地關愛、幫助與之相遇的每個人。

值得注意的是敘述者對自己“記憶”真實性的有限性,始終保持清醒的理性認知。在英子幫妞兒找到她所謂的親生媽媽——惠安館的“瘋子”秀貞之后,她一面描述妞兒與秀貞相認與相約“逃離”,一面又反復渲染自己因感冒發燒而“糊涂”。英子病愈后看到媽媽手上戴的金鐲子,卻不由得想起:“這只金鐲子不是——不就是我給一個人的那只嗎?那個人怎么來著?我糊涂了,但不敢問,因為我現在不能把那件事記得很清楚。”(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50-51頁)由此也看見作家對現代主義手法的巧妙借用。

《城南舊事》里的幾位主人公,都經歷了一個“離家”與“歸家”、失散與尋親,以及渴盼“聚合”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歷程。《惠安館》里秀貞的失女和尋女、妞兒與父母的離散和尋找父母自不必說;蘭姨娘更是在親人離散(被拋棄)后不斷地尋找(新)家庭;《我們看海去》中的小偷兒在經歷了家國離亂、家道中落以后,期盼著通過幫助“有志氣”的弟弟離開故鄉北京,“飄洋過海去念書”,實現光宗耀祖、重振家業的夢想,也不啻為另一種形式的“離家——歸家”敘事;《驢打滾兒》的宋媽迫于生計,離開嗷嗷待哺的子女來到英子家當奶媽和保姆,自己剛生下的“丫頭子”卻被丈夫狠心送給了別人,兒子則因無人照料而落水溺亡:如此慘劇簡直有些“駭人聽聞”。在一些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眼中,這或許是“為奴隸的母親”們又一活生生的寫照。但林海音并未將筆觸進一步伸向暴露社會陰暗的領域,卻以兒童“似懂非懂”的“道聽途說”敘述著這些悲劇的“蛛絲馬跡”并“點到為止”,給讀者以想象和回味的余地。相反普通人在苦難命運前的隱忍頑強、從容淡定則是作者刻意表現和謳歌的主題。

天狼影视 宋媽是貫穿《城南舊事》首尾的人物,但到了《驢打滾兒》才真正立體豐滿起來。小說幾次寫到宋媽的哭泣,每次都凸顯出她性格的頑強和隱忍。即使是在遭遇了痛失一雙兒女的重大人生變故之后,也依然保持少有的沉著冷靜,至多蒙著臉哭一陣子,“不敢出聲兒”。(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106頁)在那個年代,“鄉下人”的“命”真苦,“鄉下人”的“命”真賤,但“鄉下人”的生命力真是堅韌頑強,“鄉下人”的胸懷更是博大包容。被迫離別親生兒女的宋媽把更多本能的母愛灑向了自己照看的小英子們的身上。小說以細膩的筆墨刻畫了宋媽在親生兒女與替主人家照顧的“養子”之間難以“兩全”、無法割舍的愛。她第一次來到英子家“試工”,因奶量充足而被主人看中;在辭別自己的丈夫和女兒時卻只能默默哭泣,“背轉身掀起衣襟在擦眼淚,老半天抬不起頭來”(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102頁);作為保姆和奶媽,她像愛著自己親生子女一樣愛著主人家的幾個孩子,恪盡職守,忠誠可靠。無論多么牽掛自己的一雙被迫別離的兒女,她總是深藏著自己內心深處的感情,不在主人家表現出來。即使最后不得不離開英子家,臨走前還替他們做好了最后一頓早餐,不忘叮囑小英子:“好好念書,你是大姐,要有個樣兒!”(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114頁)她是多么舍不得主人家的這幾個孩子!小說在此渲染的是一種“城里人”與“鄉下人”、上等人與下等人、主人與仆人之間相互理解、互敬互愛乃至同舟共濟的“和合”文化精神。

與周圍幾戶人家的支離破碎或有著各種難言的隱痛相比,英子家要平靜幸福許多,然而這種平靜幸福隨著爸爸的突然離世也戛然而止。“爸爸的花兒落了”,而我“也再不是小孩子”了。(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115頁)爸爸的去世使得家里失去了最堅實的依靠,作為長女的“我”不得不承擔起家長的部分責任。“懂事”并自覺到責任重大的“我”雖然失去了快樂幸福的童年,卻也從此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立自強。作家還詳細刻畫了那樣一位“女兒眼中”的父親形象,他率性無偽,責任感強,思想進步而心系國家,喜歡花草更熱愛生活,樂善好施且胸懷寬廣,對子女更是集嚴厲與慈愛于一體。可惜這樣一位家之頂梁、國之棟梁,卻不幸英年早逝。小說字里行間洋溢著的是對父親平生遭際、人格品行的理解與懷念。

成長往往伴隨著分離。自嬰兒從母腹呱呱落地,人就開啟了分離的人生歷程;到最后的衰老病死,更意味著永遠的別離。人世間最大的悲傷,莫過于生離死別。但死亡帶給我們的并非總是悲傷與哀痛,還有收獲和“希望”。在成長途中一邊頻頻回望童年,一邊義無反顧地勇敢向前,坦然接受命運的一切挑戰和安排,乃是蘊含于這部作品的一個深刻哲理。作家刻意將“爸爸的花兒落了”與英子的小學畢業典禮交織在一起展開敘述:“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著剛發下來的小學畢業文憑——紅絲帶子系著的白紙筒,催著自己,我好像怕趕不上什么事情似的,為什么呀?”(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120頁)英子的童真稚氣和“明知故問”,既渲染了悲劇突然降臨時的抱憾與哀傷,又彰顯出女主人公面對不幸的淡定和坦然,既表達了敢于面對現實的無畏勇氣,又契合著小說整體上“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美學風格。英子童真未脫的告白:“我們是多么喜歡長高了變成大人,但我們又是多么怕呢!當我們回到小學來的時候,無論長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師!你們要永遠拿我當個孩子呀!”(林海音:《城南舊事》,岳麓書社2017年版,第119頁)更將一種既渴望長大又留戀童年的“孩童”心理刻畫得惟妙惟肖,道出多少人心中無盡的感喟。

作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創作這部作品時,正是海峽兩岸緊張對立的特殊時代,也是臺灣社會風雨飄搖的年代。她從臺北遙(回)望北京,從臺灣那座“孤懸海外”的小島,懷念著祖國大陸的江河湖海、山川草木,其中“失父”“失家”和“失國”的悲哀,不能不說躍然于紙上。家的破碎與國的分裂、家之“悲”與國之“哀”難分彼此地融雜在一起。但與當時臺灣文壇上凄切沉痛的“懷鄉文學”迥然有別,林海音以童稚的天然之愛、單純之愛勾連起“父親的家國”,最終超越了苦難,也超越了自己的時代。正如有學者所說:“一個作家能不能立足、能不能長遠,與他的作品能否超越時代背景有關。林先生的《城南舊事》寫的是人類命運共同的東西,它是絕對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傅光明: 《林海音: 城南依稀尋夢》,大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 頁。)這部童年憶舊之作,之所以會成為海峽兩岸共同推崇的“北京鄉土文學”的經典作品,與其中蘊含的“人類命運共同的東西”不可分割。

將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等“京味兒”作品放置于中國現當代歷史變遷的整體脈絡考察,其文化和文學史意義頗為明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內地逐漸形成一種持續不斷的“京味文化”和“京味文學”熱。那么何謂“京味”?文化學者王一川將“京味”和“京味文學”的精神特質概括為:“故都北京在其現代衰頹過程中讓人回瞥到的一種獨一無二的和不可重復的地緣文化景觀”(王一川: 《京味文學及其演變》,見王一川主編《京味文學第三代》,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7頁。)。在他看來,京味文學乃是一種“能讓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衰頹時散溢出的流興的文學”(王一川: 《京味文學及其演變》,見王一川主編《京味文學第三代》,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8頁。)。這一表述雖有些晦澀拗口,卻概括出京味文化和京味文學的文化心理特征:在時空定位上,“京味”屬于“故都北京”這一歷史地理范疇;在美學形態上,京味作家和藝術家們以自己的文化體驗和藝術想象,反復表現著現實生活中正走向衰頹或消失的古(故)都北京的文化歷史神韻,折射出新與舊、古與今之間的復雜沖突和融會滲透;“回瞥”體驗則顯現著現代國人在時代劇變中文化心理認同的糾結和困惑。恰如王一川所說:“置身在新的現代世界格局中的中國人,面對這個陌生的環境,會產生無家可歸式的生存焦慮,于是不得不回頭將安身立命的希望投寄到自身的深厚的古典傳統上。”(王一川: 《文學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2 頁。)林海音精心打造的“南城老北京”“市井老北京”形象,正是現代中國文人“回瞥”體驗的典型體現。她對處于“現代衰頹”中的“舊京繁華”、京腔京韻的詩化記憶,與老舍的《茶館》等作品一起,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當代京味文學之間架構起一座寶貴的藝術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