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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舟《敦煌本紀》:“少年中國”的史詩氣韻

來源:文藝報 | 楊毅  2020年07月15日08:24

20年來,盡管葉舟有多種題材的小說問世,但他的創作始終圍繞敦煌展開。他用詩歌、散文、小說、音樂劇等多種藝術形式描繪敦煌景觀,如同莫高窟上的匠人不厭其煩而又妙筆生花地彩繪出石窟的巍峨壯美。這是一個作家與其精神領地相互成全的故事:一方面,敦煌奠定乃至孕育了詩人兼小說家葉舟的精神資源和文學版圖,成為作家寫作的根據地;另一方面,葉舟也在數十年間用文字供養敦煌,試圖重新發現我們這個民族來自西部的精神秘史。從構思到寫作,葉舟歷時16年完成的《敦煌本紀》,以100多萬字的長篇巨制為敦煌立傳,顯示出作家非凡的勇氣和文學抱負。更重要的是,葉舟書寫《敦煌本紀》不僅是為敦煌樹碑立傳,更是為找尋那些失落已久的民族血脈和氣韻。

在中外文學史上,將某個實際或想象的地域,用于作家構筑自己文學版圖的做法早已不再新鮮。在這些小說中,不同性格的人物和他們發生的故事足夠豐富而迷人。那些紛至沓來的地貌、建筑、民俗,仿佛擬造一種身在現場的歷史感;那些古老而靈異的儀式、神話和傳說,令我們得以窺見整個民族文化的秘史。然而,《敦煌本紀》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以本紀的體例書寫敦煌,這就為葉舟的才能和野心提供了足夠的施展空間。葉舟的寫作功底和表達思想的方式在這種體例中得到了較好的呈現。本紀自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創以來,歷代修史者只用于記述帝王家世和豐功偉績。葉舟選擇本紀的方式為敦煌立傳,這本身就暗含了作家對自身及書寫對象的認知。一部本紀是歷史精華的壓縮,是時代光陰的自由穿梭,更是民族文化的追根溯源,隱藏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秘史。

天狼影视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敦煌本紀》都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作品。巨大的篇幅、恢弘的氣勢、細密復雜的敘事線索、盤根錯節的人物關系。這些都使得小說帶有當下久違的史詩品格。這種史詩品格是由語言和材料搭建出的歷史的形式構成的。小說中大量材料的運用使得考證、引用、闡發比比皆是,人物的塑造、語言的運用、場景的設置和細節的處理都透露出作家扎實的功力。不過,從小說選取的時間節點與歷史事件來看,宏大敘事并非作家的本意,因為它們已經融入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之中,而非作為主體去表現。《敦煌本紀》將人物置于動蕩年代中塑造,以凸顯人物的性格特征,再將性格置于故事之前,也就是把恢弘的歷史事件作為人物塑造和家族敘事的背景加以展現。

天狼影视 《敦煌本紀》雖然人物眾多,但著重描寫的則是一群精良純明的少年。小說借李豆燈的視角寫道:“這敦煌的土地上,竟然呼啦啦地冒出了這么一茬子人,如此英勇慷慨的一群俊朗少年,明晰地站在了自己面前,仿佛橫空出世一般……此乃一股異己的勢力,野生的呼嘯,他們沒有任何的服屬,天不懼,地不怕,猶如一把剛剛打制出來的刀子,需要淬火,需要開刃,才可以一試風霜,有所報償。”此番論述著實精彩而準確。生長于河西走廊一帶的少年們始終以義字為先,他們不甘于永久困居在早已淪為“銹帶”的西部邊陲,而是要立志做沙州城的當世護法,為河西走廊開路。在小說中,少年們用腳開路,馳騁河西一帶,憑借熱血、智慧和勇敢為銹跡斑斑的河西走廊打開了一條嶄新的生路。

開路在敦煌乃至整個西部的意義自不待言。這首先是一條貫通河西走廊的生命之路,其次還隱喻了西部作為中華民族原初的精神之路,最后也暗含了為近代中國開辟一條嶄新道路的決心。因此,開路這一行為就不只是連通中西地域這么簡單,而是蘊藏了找尋中國綿延千年卻失落已久的精神血脈。《敦煌本紀》寫了少年們開路的壯志義舉,寫了他們在歲月與世道磨礪中的不斷成長,也寫了他們面對頑固勢力的堅守和落寞。這群少年用他們的行動踐行了信義。他們在經歷了種種考驗與磨難之后,依舊不改其精良純明的本心,堅守住自己內心篤定的正信。葉舟借這樣一群無畏少年的豪言壯舉,不僅刻畫了鮮明的人物形象,更用他們的行為圖繪出一幅帶有少年中國氣的筆墨丹青。

天狼影视 這種少年中國氣最終凝聚成少年英雄們的勇敢無畏——他們敢為天下先的堅決果敢,他們與惡勢力作斗爭的不屈不撓,還有他們走向末路時的視死如歸。這一切都因小說籠罩在磅礴的史詩氣韻之中而令人肅然起敬。按照康德著名的“美與崇高”的區分,《敦煌本紀》的書寫顯然屬于崇高的范疇。如果說自然之美要求我們在自身之外去尋求其存在的依據,那么崇高則是在我們自身的內部,即我們的心靈中去尋找,是我們的心靈把崇高性帶進了自然之表象。小說沒有過多描寫西部的壯美,但卻激活了西部的歷史傳承、文化意蘊乃至民族精神。這是當代文學的異質經驗,也是小說所要傳達的氣韻所在。說到底,敦煌本紀只能由敦煌人自己書寫。梵義為河西走廊開路,孔執臣搶救莫高窟和千佛靈巖,還有從敦煌出走而投身革命的索乘、梵同,他們憑借信念和理想在敦煌開出的燦爛之花足夠美麗而迷人。他們孤身犯險,用腳開路,踐行個人英雄主義的同時又順應了時代大勢。這些共同構成了少年中國的史詩氣韻。

《敦煌本紀》回到風云激蕩的年代,回到年久失修的“銹帶”,所要尋找的正是這失傳已久的少年中國氣。葉舟堅信,《敦煌本紀》所要找尋的精神文化之根并未消失殆盡,還保留在未被全面開墾的邊疆。從時間的維度上說,這種精神氣概還在史前史的意義上存留于20世紀前期的中國。小說中的少年中國氣,非但不是梁啟超“少年中國”式的進化思維,反而是通過回溯古舊中國和探尋西部邊陲的民族精神從而實現的。正如葉舟談到的,全球資本的不斷擴張使得經濟活動占據了我們全部的生活,而情義在資本面前早已潰不成軍。我們今天正面臨著巨大的情義危機。這也就不難理解小說為何高舉“義”字大旗,寫義莊的由來、繁榮和落魄。《敦煌本紀》所要彰顯和呼喚的正是“義”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只屬于某個人或家族,而是敦煌數千年來孕育的正信,也是少年英雄們最珍貴的品格。

天狼影视 “惟有一愿在,能呼觀世音”,這是《敦煌本紀》反復出現的讖語,也是作家最想傳達的觀點。葉舟通過小說告訴我們,人的精神力量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強大,足夠令人安身立命,甚至氣吞山河。小說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現出博大與卑微的不同層面,這注定了他們或為“利”而生,或為“義”而死。這種對精神世界的探求同樣熔鑄于少年中國的氣韻之中,只不過它被推演到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高度。

進一步說,葉舟在《敦煌本紀》中的少年中國,是要通過對西部邊陲的人性的張揚,為當下中國的現代化找尋到一個合法的基礎乃至良方。毫無疑問,葉舟找到了地方性這一路徑用來連接起20世紀的中國歷史,并將之推演到當下的中國現實,使之以總體性的形式回應中國的歷史、當下與未來。將歷史帶入地方性的書寫,令葉舟暫時擺脫了他對現實抱有的懷疑與游移,使其得以沉浸在民族文化的想象之中。《敦煌本紀》借“傳統”和“地域”之名重新反思現代邏輯,回歸世道人心。通過地方文化的書寫,葉舟試圖找回人性中最為深沉古樸的東西,用來抵抗現代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對人性的異化。葉舟運用陌生化的手法將自我不斷豐富與歷史化,另辟蹊徑地反思現代邏輯。小說由此借助地方性的書寫轉向現代性和民族性的想象,這是小說最具時代意義的價值所在。

最后,從人類文明進程的角度說,葉舟對于敦煌的發現讓我們重新思考文明的發展與演變。《敦煌本紀》動搖了長期以來內陸文明從屬于海洋文明、東方文明從屬于西方文明的西方中心主義,相反是以更加多元、包容的視角重塑全球化時代的新的世界文明的想象。小說中的少年英雄為河西走廊開路,如同葉舟以一部《敦煌本紀》為西部文學貢獻新的高度。應該說,《敦煌本紀》深入到民族血脈之中,挖掘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源泉,也打通了一條東西方文明彼此借鑒互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