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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三小姐的一生》:無情而忘情的寫作

來源:文藝報 | 劉大先  2020年07月15日08:23

《朱三小姐的一生》這個集子包含了同名小說在內的六個短篇,它們令人驚異地體現出主題與風格上的連貫與一致,如果用時下流行的取名方式,完全可以叫做“下只角悲苦故事集”。它們寫的是上海里弄(文化與社會意義上而非地理空間意義上的“下只角”)底層市民的故事,卻不是那種以地方特色為標記的城市風情民俗浮世繪,而是普遍意義上的人類之苦的寫意圖。

朱三小姐沒有自己的名字,這個稱呼是“朱葆三路的小姐”的代稱,法租界中的一個下等舞女。她是沒有籍貫與來歷之人,一開始就是妓女,盡管后來已經不再做舞小姐,但那個符號身份如同一個紅字印刻在她的生命之中,從半殖民時代到隱約暗示的90年代都沒有改變,她的無名與污名因而具有了隱喻意味,指向于被侮辱、被損害、被無視的人生。

天狼影视 與此前的長篇小說《好人宋沒用》相似,任曉雯在《朱三小姐的一生》中寫的也是一個普通女人艱辛苦難、逆來順受的生命史,但后者更抽象化,大跨度的時間、波瀾壯闊的外部社會變遷與個體幽微的內心都被簡筆白描的手法淡化,凸顯出來的是一個女人持續性的喪失:她曾有義結金蘭、相互扶持的姐妹,姘居的情人,領養的子女,也曾努力掙扎謀生,但無論外部世界如何變動,她被剝奪、被欺凌的命運從未改觀。所有的親人、恩人、仇人都死去了,而她則坐在祥云里街頭的破沙發上,“已經坐了百多年,仍將繼續坐下去”。她的一生是被嫌棄的一生,是一種恒久的生存困境,不會因為個人意志與環境而有戲劇性或根本性的扭轉,也就構成了一個寓言。

另外一些篇章中的人物及其命運,都可以看作朱三小姐一生的不同側面。《別亦難》是夫妻、母女、人獸之間傷害的傳遞與增生,愛欲不得,轉為控制、暴戾與虐待,“跑也跑不掉,死也死不掉”。《楊金泉之死》是鄰里之間隔膜與冷漠帶來的變態、恐怖與暴力,《迎風哭泣》則彌漫著疲倦、憤恨、猜忌與頹喪的情緒。貫穿其中的是孤獨與死亡、溝通的無效以及不堪重負卻又難以擺脫的無奈。可以說,這個集子中的六部作品,講的都是佛教所謂的“苦諦”:生、老、病、死,怨憎恨、愛別離、求不得……“苦諦”具體化為似有似無、若隱若現,而又彌散四方、揮之不去的氣息。與這些氣息相關的是肉體的松弛、心靈的狹隘、信念的缺失與精神的頹敗——一種文字上的“不凈觀”。

天狼影视 人們因為認知的牢籠、道德的缺陷、內心的自私與行動力的無能,而不可避免地墜入恒久苦難的深淵,除非信仰,而不能解脫。但這些人們又是沒有信仰的,甚至陷溺在肉體、感官、欲望、物質與金錢的桎梏之中,因而沉淪不可避免,并且無法得到救贖。然而,在任曉雯那里,救贖可能原本就是虛幻的,有情皆苦,無人不冤,這可能是人人都逃不脫的宿命。“朱三小姐的一生”于是跨越歷史、地理與社會的限制,成為所有人一生的象征。

天狼影视 創傷、悲情、苦難的故事無論在生活中還是文學中都在在皆是,以至于成為一種Kitsch(忌屎/媚俗/媚雅),許多時候它們被觀念化和景觀化,成為某種社會議題的圖譜或者意識形態的表征。任曉雯寫的悲苦則既非議題化的情感悲憫,也非意識形態的理性批判。事實上,盡管不乏令人悲愴與感傷的瞬間,她卻從來都沒有訴諸于共情,絕大部分時候她的敘述者都試圖維持在中立的層面,讓悲苦成為一種抽象的、純粹的、無法假手或推卸給他者與外在物的存在。所有人所經受的苦楚與傷痛既來自于外部社會,同樣來自于內在自我,更源于不可知的命運,它們幾乎是無動于衷、綿延不絕而又堅不可摧的,所以這是一種現象學的、存在論式的悲苦。

天狼影视 這種現象學與存在論式的悲苦,解釋了為何在《換腎記》和《郝家縣奏鳴曲》中出現的過于戲劇化乃至有些極端的人物與情節,以及機械降神般的結尾。盡管細節中極盡精雕細繪之能,但它們原本就不是寫實的,而是要通過極端情境的設置,打破了母慈子孝、浪漫溫情、體恤互助的幻覺,殘忍地呈現出涼薄而冷酷的真相,逼使人們不得不正視污穢、貪念、情欲、偏執、生之艱難與死之必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任曉雯是無情而忘情的,從而讓這些短篇小說顯示出尺幅寸縑而有林壑窅冥之勢。

天狼影视 對于當下的短篇小說寫作,任曉雯有著清醒的認識,這種認識建立在文學史的素養和對當代社會整體性的理解基礎之上。她發現在當下的長篇小說中,那些整全性地思考人類生命秩序、道德律令以及諸如此類終極命題的寫作基本上已經消失,或者說難以為繼,因為人們的情感結構和認知方式已經發生變化,再沒有人相信真理或者本質之類大詞與理念,而無意識地認可了一個寫作者的局部性與碎片化。在這種情境中,短篇小說反倒可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葆有了那種抽離于歇斯底里現實與宏大命題的特權,直指某種超邁的命題,如同牖中窺日、以蠡測海。正如她自己所期待的,她用這些作品回應了她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