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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鏡像中鄉村的呈現方式:底氣、體溫與膽識

來源:文藝報 | 喻向午  2020年07月15日08:22

縱觀中國當代文學史,農村題材的小說作品,一直占據著重要位置。如文學史家洪子誠所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創作,無論是作家人數,還是作品數量,在小說創作中都位列首位。

天狼影视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鄉土文明歷史悠久,鄉村意識根深蒂固。即便在當下,中國也有相當比例的人口生活在鄉村,或者擁有清晰的鄉村記憶。新文化運動之后,魯迅、沈從文等一大批現代作家,在農村題材小說創作方面所取得的具有文學史意義的成果,為后來小說家的創作積累了開創性的經驗,也為新中國成立至今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

作為時代和社會的一面鏡子,文學作品與現實生活互為鏡像關系,這在農村題材小說創作中更能直觀地體現出來。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運動,以及隨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我們可以讀到同時期誕生的經典小說,如《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山鄉巨變》等等;我們還可以在《平凡的世界》、“陳奐生系列”小說中找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包產到戶政策推行的蛛絲馬跡;在一些當下作家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易地搬遷、鄉村治理、精準扶貧政策給鄉村生活帶來的顯著變化。不同時期的農村題材小說,都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貌或者農村社會的中心事件。

新時期以來,社會的多元化趨勢,推動了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多元化發展,同時也促進了社會中心事件的泛化。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了社會從共名狀態向無名狀態過渡,先鋒文學的普及,城市文學和類型小說的興起,都讓農村題材小說的絕對優勢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天狼影视 如何表現鄉村,農村題材小說的出路在哪里,對很多作家來說,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韓傳喜曾撰文稱,隨著城市化和市場化的推進,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傳統的鄉土意識和鄉村文化心理結構也有了較大改變,鄉土作為一種靜態的農業文明已經走向瓦解,中國逐漸進入后鄉土時代。如果還致力于表現近乎原始的、封閉的、落后的鄉村鏡像,將會使作品嚴重失真,也無法準確呈現當下農村和農民的現實狀態。倘若這樣的寫作是合理的,那文學將如何印證現實生活?不能印證現實生活,又如何保證作品情感的真實和作家的真誠?作家和作品又將如何得到讀者的信任?

天狼影视 炊煙裊裊、雞犬相聞,這種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烏托邦想象同樣令人生疑,這是一種沒有現實生活基礎、靠想象支撐的寫作方式,這種想象全面脫離了當下農村社會的真實狀況,在勢不可擋的現代化進程中早已喪失了可能性。面對現實,寫作者倘若還閉著眼睛,以期桃花源傳統的歷史性延續,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理想和社會理想的缺席。沒有鄉村生活經驗,沒有對農民和鄉土的關注,落后于時代發展的步伐,自然無法呈現一幅全新的與現實生活同步的農村社會圖景。學者吳曉東批評這種向后追溯反映的恰恰是自我創造力和更新力的薄弱,也是社會觀察能力的枯竭。

天狼影视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緊跟時代、貼近農村現實生活、具有當下性和藝術性的小說作品層出不窮,成果可觀。雖然當下農村已經沒有絕對的中心事件,但各個階段的熱點,都可能被作家捕捉到,成為文學鏡像陸續呈現在讀者面前。駐村干部面對三代人的恩怨情仇,將如何參與化解矛盾?老藤《遣蛇》的表達顯然不僅僅停留在引人入勝的故事表面。進入移民新村后,祖輩相傳、浸入骨髓的傳統文化與新的村鎮生活能否相融共生?潘靈的《偷聲音的老人們》,將視線投向了易地扶貧搬遷的農民。楊遙的《父親和我的時代》,則聚焦精準扶貧,讓讀者看到了大時代背景下,一個農民父親身上發生的巨大變化。

天狼影视 相對于以往的農村題材小說,這類作品呈現出了完全不一樣的面目,不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在讀者面前,鏡像中的鄉村社會更加豐富多彩了,作家視角更加多樣化了,文本形式也更能體現當下讀者的審美需求了。

天狼影视 我們不妨以楊遙《父親和我的時代》為例,看農村題材小說的新變。

今年是脫貧攻堅決勝年,這是上升到了國家層面的中心事件。同時,這些年,中國農村社會的巨大變化也是顯而易見的。如何書寫農村新面貌?又如何進入當下農民的內心世界?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經驗,以及傳統的鄉土小說的表現形式是否繼續有效?讀《父親和我的時代》,也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可以將《父親和我的時代》看做是一部家庭倫理和鄉村社會倫理題材的小說。作品并沒有直接提到國家的扶貧政策,也沒有塑造一個扶貧干部,甚至連相關細節都很少出現,作品寫的是“父親”這幾年天翻地覆的改變。“父親”在“母親”去世后,變得沉默和不修邊幅,他的生活是灰暗的,沒有什么事情值得憧憬。他只希望能有一部收音機打發無聊的時光。從“父親”找我要一部舊的智能手機開始,他就慢慢發生了變化。他加了“我”的微信,隨后又讓我在朋友圈轉發他種植綠色食品的視頻。更讓“我”驚訝的是,“父親”居然做起了微商。“微信、抖音、快手、嗶哩嗶哩……都是我們的平臺”。為了讓“父親”高興,“我”也成了他的義務推銷員,在“我”并沒有上心的情況下,“父親”居然做得有聲有色。他還幫助無依無靠的鄰居劉桐、前赤腳醫生月仙這些鄉親帶貨。

天狼影视 “父親”的日子從烏云蔽日到陽光明媚,他的生活質量顯著提升,覺得有奔頭了,連以前賴以糊口的營生裱匠活,在做微商之余,在“我”請來的紀錄片導演的鏡頭面前,“父親”也能自豪地將活計做成被人贊賞的手藝甚至傳統文化的感覺。“父親”精神面貌的改變,是從骨子里的,由內到外的。“我”是一個大學畢業在城里做干部、當作家的知識分子,親眼見證了“父親”接受“新生事物”的全過程,此時的“我”開始害怕自己變成一個落后于時代的人。“我覺得以前的視野太狹隘了,而父親他們,我認為遠遠落后于這個時代的人們,竟然跟著時代奔跑”。

以前連智能手機都沒有用過的鄉村裱匠,轉變成一個可以發微信,可以直播帶貨的新式農民,父親這一意想不到的變化,如果沒有一個恰如其分的契機,沒有一個驚人的推動力在他身上施加影響,在邏輯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楊遙只用只言片語,巧妙地交代了作品的時代背景。這些不經意的碎片化的語言包括“碰上精準扶貧”,“村里第一書記組織培訓”,“剛開始做微商時老師就教我們在各種平臺上宣傳自己”。為數不多的幾句話,讓父親的變化變得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天狼影视 國家層面的精準扶貧戰略正在穩步推進,作品與這一時代背景有著明顯的互文關系。我們從小說的標題也可以獲得作者的“暗示”。精準扶貧是因,父親戲劇性的變化是精準扶貧的果。因此,《父親和我的時代》也是一部精準扶貧題材的小說。

天狼影视 今后的文學創作,即便是重大社會公共事件,或者影響歷史進程的農村政策的出臺,相關題材的小說,作家的視點下沉,打破宏大敘事模式,轉向更貼近生活本身的個人敘事方式,將會成為更加普遍的現象。

在社會多元化發展的背景下,作家的想象力、小說的敘事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態局面,鄉村日常生活,社會風俗習慣,人倫關系諸如此類的敘事不斷進入讀者視野,作家也因此避免了釋政策觀念的“圖解式”路子。比如《父親和我的時代》,作品的表現方式別具一格,這對今后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多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天狼影视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沃·安德里奇曾說:“在將來,只有那些能夠描繪出自己時代,自己的同時代人及其觀點的最美好圖景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作家。”他的這一斷言今天仍被很多寫作者奉為真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形式還是內容,農村題材小說的呈現方式,也應該因時而變。不把握時代脈搏,作品也就沒有生命力;失去了這個根基,作品的藝術價值也將是空中樓閣,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