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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仁:書寫人生與精神的高原

來源:《解放軍文藝》2020年第4期 | 李駿   2020年07月15日06:44

訪者:李駿,軍旅作家,曾獲《小說月報》百花獎、冰心散文獎、全軍文藝新作品一等獎等。著有《仰望蒼穹》《住進鐵營盤》等。

被訪者:王宗仁,陜西扶風人,原總后創作室主任,著名作家,代表作《藏羚羊跪拜》《拉薩的天空》《青藏線》等,其中《藏地兵書》獲魯迅文學獎。

01

寫作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

更要有蕓蕓眾生的眼光,

這樣你才能觀察到人的獨特性

李駿:每個人的創作都有瓶頸,都有從高原邁向高峰的苦悶期,有的人實現了飛躍,有的人卻從此一蹶不振。您在創作中遇到過困難嗎?最大的困難是什么?有沒有想要放棄的時候?

王宗仁:天狼影视實事求是講,放棄文學創作的想法我沒有過,從來沒有。但瓶頸有過,而且多次有。我深切不悔地感悟到,出現瓶頸是好事,大好事。說明你對自己創作的作品不滿足了,要奮爭到一個廣闊的天地去揮筆灑墨。即使創作很順平的時候,有時有意識地給自己前行路上埋個“小丘陵”,也不是沒有好處的。

天狼影视 我想起了藏家流傳的一句諺語:“凡是水草茂密的地方,都是好牧場,牧人手中的鞭子就始終不會掛在樹上,總是緊緊地攥在手中。”我手中的筆就如同牧人的鞭子,不會讓它休閑。

天狼影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沱沱河兵站采訪了關茂福站長,他那張被高原雪霜雕刻的臉盤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說近乎殘忍:臉色極不正常,不單單黑,而且泛著一種不多見的深紅,還透著枯黃。是心臟有了毛病還是肺染上了怪疾,在臉上才有了這種表露?我問他時,他只是捏著一支煙悶抽,久久不說話。我狠追問了幾次,他才說:在這地方工作,能有幾個人沒有病。后來我才得知,他的心臟和肺都有毛病。就是這樣的身體,不久他又主動要求調到海拔更高的唐古拉山兵站去工作。那次我在沱沱河兵站特地多滯留兩天,采訪他,終于用誠心打開了他的心門,他暢談了自己的苦樂,還有夢想。后來我寫了一篇散文《不該忘掉的人》,發表在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日《文藝報》。中央電視臺七頻道的編輯看到了這篇散文,讓我在電視臺講述了關茂福的事跡。

天狼影视 就是這個關茂福,讓我的心很久很久都無法平靜下來。不帶雜質的自責,比浮夸的喧嚷深到更深,寧靜著我的心。就是這個語不驚人的關茂福讓我多次自問自責:“我能像他那樣嗎?又有誰能像他那樣?”

我開始檢點自己以往寫的那些反映青藏高原軍營題材的作品了。不能否認它的歷史作用,但畢竟太小家子氣了。我很不滿意。不滿意就是孕育文學精神的動力。一個人要有能力發現自己的不足,這是一種向上的責任。我當然不會忘卻來路,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今后的去向。關茂福的精神很快就成為我創作報告文學,反映青藏軍人奮戰高原的酵母,驅動力。我要站在更高處,力爭用一覽無余的眼光探尋高原戰友的內心感情世界。寫作既要有造物主的眼光,更要有蕓蕓眾生的眼光,這樣你才能觀察到人的獨特性。我走上世界屋脊,在沒有山岡的山間也仰望世界。因為精神總是在云霄之間。我發現高原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是故事。

天狼影视 一九九一年是我報告文學創作的轉折點,也是豐收年。我創作的《青藏高原之脊——青藏風景線系列之一》《死亡線上的生命里程——青藏風景線系列之二》《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鮮的太陽——青藏風景線系列之三》,分別在《十月》《當代》《長城》等刊物相繼發表。接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以《青藏風景線》為書名,出版了單行本。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朱向前主編的檢閱軍事文學的大型叢書,也將這本書冠名《日出昆侖》,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李駿:您還有不少文章被選入小學和中學課本。您是如何看待這些作品的?您的《藏羚羊跪拜》曾在中央一臺讀書欄目被展播,成為經典名篇,其展現的大愛與善心善念讓人印象深刻。

王宗仁:如果奔著寫出名篇流芳百世的目的去寫作,這是很難達到目的的。凡是在讀者中產生較大影響的作品,毫無例外地都是作家人生經歷、認識生活的積累和文學素養的精準,達到一定火候后,偶然獲得的。長期積累,偶然得之。偶然的機緣找到了非寫不可的“痛點”。這“痛”不是痛苦,而是快樂。一肚子的話到了非要從筆尖上吐出來不可的時候,不吐就痛,吐出來那就是痛快,幸福!

二〇一〇年初,在《藏羚羊跪拜》選入語文教材十年后,《語文學習》編輯部主編周燕才打聽到我的聯系方式,約我為刊物“課文作者”欄目,寫一篇創作《藏羚羊跪拜》的體會。當年六期刊物刊登了我寫的《青藏高原山水的饋贈》,文中我寫下這樣一段文字:“記得一九九九年盛夏,我乘車奔赴拉薩途中,經過藏北草原時,司機小馬深情地給我講了一只藏羚羊跪在獵人槍口前求饒的故事。我至今無法忘記的是小馬講完后,含在眼里的那傷感的淚水久久不落。人只要稍有一點善良之心,一點關愛生命的同情憐憫心,都會被這只作為母親的藏羚羊為護子而下跪的神圣一拜戳痛心扉。藏羚羊受辱曲蹄求饒,人呢,為什么如此鐵石心腸?”

天狼影视 總有一些人生活在豐盈的陽光下,不安分守己卻要逃離現實,尋找陰暗。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呈現著生存之憂、痛苦之苦、死亡之悲、仇恨之恨、情思之痛,而后又念經求佛。何苦來著!人呀,多么復雜的群體,那個舉起屠刀宰殺藏羚羊的獵人,也許屬于這類人群,也許不完全是這樣。可以原諒他放他一馬的是,畢竟他放下了屠刀,消失在沒有陽光的角落里。

天狼影视 憂患是作家應有的本色,但不能被憂患牽著走。要跳出憂患讓人邁向光亮的地方。

02

從生活中爬滾出來的作家,

他們身上帶著泥巴甚至牛糞,

未必能寫出好作品

李駿:您一直堅持現實主義道路。為此,在身體允許時,曾先后六十多次翻越青藏線,每年都到線上體驗生活。您能清晰地記得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分別是什么時候?回憶中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和較大的改變?您認為生活與創作關系非常重要嗎?有些作家是憑經驗創作,有深厚的生活經歷與現實主義風格;而有的作家完全靠想象的經驗創作,只要有好的故事題材,甚至可以虛構出一個世界。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

王宗仁:應該說確實有憑經驗寫作這一說,也的確有這樣的作家。我相信會有不少人認為我是屬于這類作家。對此,我承認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完全認可。所謂憑經驗寫作,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從生活中爬滾出來的作家,他們身上帶著泥巴甚至牛糞,還能寫不出好作品,誰信?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作家自認為寫得很真實,都是親眼所見親耳聽來的事。可是在讀者看來反而不真實,越看越不愛看。我們缺的往往不是真實,而是真知。

這句話和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一點不相悖。怎么說呢?其實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就講得一目了然:“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

那么,如何高于生活呢?就是作家走進生活后,還必須從生活中走出來。如果就是泡在生活的激流里難以自拔,那么淹沒以至淹死在生活里都是有可能的。要把現實生活變成文學藝術,不能挪用生活,而要孵化生活,釀造生活。它拔高后的失真沒有任何關聯。這就是生活的真實和文學的突破。只有站在比現實生活更高的臺階上,才能發現生活的美、人性的多姿,也才能正視人性的丑惡,歷史進程中的陰暗,顯示出深重的憂患意識。

那年,我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歷史,在北平拐彎》,在總政宣傳部召開的反映三大戰役創作座談會上,講了這樣一段話:“我寫平津戰役,還有其他作家寫遼沈戰役和淮海戰役,都必須站在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揮這三大戰役的位置上寫,才有可能寫得真實!”這話講得不無道理,當然我們是力爭這樣做的!

03

文學創作讓作家成為幸福的人

李駿:有一段時間,軍隊作家許多都去寫電視劇。觸電可以掙錢,您寫過電視劇嗎?您如何看待作家的電視劇寫作?軍隊作家要有哪些堅守?

王宗仁:因為不會影視作品,所以從來沒有觸電的奢望。倒是一直以來渴望有人把我的那篇散文《情斷無人區》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而且這個愿望還很強烈。自認為張藝謀編導最合適。

為什么我對《情斷無人區》有如此強烈地改編成影視的愿望?這部三萬字的紀實散文,是我用心用情創作出來的,反映了叛匪頭目的女兒拉姆,和其父恩斷義絕與解放軍戰士李湘的奇特、曲折愛情經歷。展現的是戰爭中人們經歷的苦辣酸甜與人性變遷。

天狼影视 故事發生在一九五九年平息西藏叛亂年代。戰火中誕生的愛情故事照樣非凡絕倫。貴族家族的千金小姐拉姆,在隨叛匪頭目父親逃竄至羌塘無人區后,被為了保命的父親遺棄荒野。追殲叛匪的解放軍戰士李湘巧遇拉姆,拉姆將自己一雙繡花藏靴送給因追殲匪首趕路雙腳潰爛的李湘。李湘千推辭萬謝恩后,只收下了一只藏靴,繼續急追叛匪。

后來,這只藏靴成為他們愛情難以跨越的一座橋梁。

天狼影视 叛亂平息后,拉姆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李湘也迷路在數百里難得見到一個人的無人區。其實,嚴格地講他倆都可以在經過千難萬難以后走出無人區。只是他們都在惦記著對方,在互相尋覓。李湘日夜奔走尋找那位送藏靴的藏族姑娘;拉姆也四處打聽那個金珠瑪米,她卻絲毫沒有討回藏靴的意思。今天消失了是明天,太陽落了月升起,每送走一天他們都覺得仿佛繞地球一周。忘記了年月日,他們卻沒有被遺忘吞噬。

天狼影视 在空曠、闊遠的無人區,四大皆空,腦空心靜,拉姆的心靈陡然得以凈化,升華。她回想到父親平日把農奴當馬騎耀武揚威的顯擺,甚至割下農奴的頭蓋殼當酒杯,她的心瞬間碎成了粉末。她突然有了要做一個真正的人的念想!她在追尋李湘,他應該把父親這樣的惡人抓到了吧!

同一時間,李湘追尋拉姆的心境隨著無人區的空曠也在一日比一日急切!

兩人終于在無人區相遇;相愛。

天狼影视 隨后的故事頗為曲折,離奇。他們生子;游牧;李湘完全藏民化了,衣著、話語全退化了漢族的本色。二三十年啊!他們的兒子被野狼襲擊后,狼崽竟成了他們守家的衛士。最后兩人分手。拉姆進了尼姑庵。李湘還在背著那只藏靴追尋,等待。最后呈現于他眼前的是一座尼姑墳……

人性深處的命運悲喜劇,與家族歷史緊密黏合在一起。展示了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與人性,遇到宗教、階級的無形或有形塹溝后無法退卻。在完成這部作品后,我突然更深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無人區這位戰士和這位姑娘的生活,比我以往聽說過的所有的故事、讀過的所有的書都要豐富寬廣,我才知道文學高于生活有時是不可能的事。

李駿:您未退休時,許多人在您悉心指導與培養幫助下,走上了專業創作或編輯之路,其中不少人成為名家,為軍隊和地方輸送了大量人才。更多的人通過文學書寫的方式,最后改變了命運,大家對此充滿感恩與回憶。當年,您工作與創作任務都非常繁忙,還把大塊寶貴的時間用于培養文學新人新秀,當時是如何考慮和看待這個問題的?又是如何推進這項工作的?

王宗仁:文學創作是個體腦力勞動,能不能創作出好作品,能不能成為作家,主要靠個人奮斗。外因只能起到助推作用。所謂培養作家,說得準確點,就是為奮斗的作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不讓他們有后顧之憂。比如保證深入生活的時間,提供發表作品的陣地,作品創作出來后,請編輯和評論家做實事求是的評點。等等。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出來的。踩著多少人的掌心肩膀攀爬著文學的昆侖山。我清楚地記得,為我的作品開過三次研討會,全是總后政治部領導主動提出來召開的,從邀請參加會的人員到布置會場以及記錄整理會上大家的發言稿,都是別人分工專人操持。一個受恩于軍隊熔爐鍛煉和文學大家庭溫暖的有良心的作家,他總是在尋找反哺之恩的機會。至今我無法忘記的有這樣一件事:一九九〇年初的一天下午,剛就任總后政委的周克玉上將,約請趙南起部長指名道姓地在總后禮堂首長休息室接見了我。他交給了我一個任務,把總后的文學創作抓起來,并同意每年撥款五萬元創辦《后勤文藝》雜志。周政委和趙部長救助瀕臨歇息的文學事業的舉措,猶如重石火花剎那擊中我的心,我被燃燒,被徹悟,對人生對自己的事業有了豁然開朗的寥廓和提升。毫不夸張地說,沒有這每年五萬元的資金,后來我們培養作者的口號都是虛晃一槍,難以開花結果。

我作為當面聆聽兩位領導給力的作家,怎能不努力工作把總后的文學創作抓起來,且一抓到底呢?周、趙兩位領導給我們輸送的不僅僅是錢,更多的是推動文學向高峰攀緣的動力。事后,好些年,我們組織了一次三十多位作者赴青藏高原采風筆會。

我重提這段往事,意在表露心跡:我們總后這支文學生力軍,東殺西拼,是用道德的感情回報黨恩。我是一個曾經遇到“貴人”的人,我也要把自己變成“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