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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最新長篇小說《小站》:一片蒼涼中的絲絲暖意

來源:文匯報 | 潘凱雄  2020年07月14日08:40

勤勞高產的嚴歌苓繼去年推出溫暖的《穗子的動物園》后繼續深耕動物小說,《收獲》今年第3期刊出的長篇小說《小站》就是她最新成果的展示。這部作品中的主角兒之一是一只名叫“黃毛”的黑熊,而另一條著墨雖不多但卻頗有意味的敘事線則牽出了“二戰”時那位被譽為“神奇動物戰士”的棕熊福泰克。

記得在英倫三島訪問時曾在街頭見過這位“神奇動物戰士”的銅質雕塑,一只憨態可掬的棕熊旁站立著一位帥氣的士兵。陪同人員告訴我們,這就是在“二戰”期間的那位神奇動物戰士---波蘭第二兵團第22炮兵運輸連的“二等兵”福泰克和它的戰友。1963年,21歲高齡的福泰克安詳地離開了人世,在第22炮兵連戰士的呼吁下,福泰克的英“熊”事跡被人們記錄并傳頌開來,在愛丁堡動物園、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波蘭克拉科夫、加拿大都留下了它的銅像。

以不同的文藝樣式記錄動物或動物與人之間的傳奇故事早已成為世界文壇的一大景觀,在小說創作中就有所謂“動物小說”一支,比如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尤金·奧尼爾的《毛猿》、麥爾維爾的《白鯨》、蘇聯作家加夫里爾·特羅耶波爾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英國作家尼古拉斯·埃文斯的《馬語者》……都是動物小說的名篇佳作,而它們的作者也大多為國際文壇之大家。不過,以動物為主角兒的作品雖不少,但大抵都逃不出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思考、以動物的簡單純粹來反襯人性惡的一面這樣的套路。也正因為此,所謂動物小說一般在具有好看感人一面的同時也存在著不無單調同質之嫌。如此這般,嚴歌苓的《小站》是否也會淪陷在這樣一種套路的泥潭中?

《小站》在敘事上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人與動物的雙線并行、故事中套著講故事。作品的主線以上世紀80年代末畢業于軍校外語系的榮祖俠被分配到高原某兵站代職站長三年的這段經歷構成。這個只有20余名士兵的小站日復一日地重復著迎來送往的單調工作。一天,小榮站長和老兵劉剛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大山中邂逅一只受了傷的幼年黑熊,便將它帶回兵站救治。于是,這只被士兵們叫作“黃毛”的黑熊就成了這個小小兵站的一員。在“黃毛”成長的日子里,它學會了作揖,學會了投籃,學會了摔跤,還學會了幫著炊事班干些背柴火之類的雜活兒,“黃毛”的憨態、“黃毛”的一笑一顰都成了調節兵站艱苦枯燥生活的“開心果”,受到兵站和過路汽車兵的歡迎。然而,兵站有兵站的規矩,在紀律的約束下,小榮站長不得不將“黃毛”放逐到四五百米開外的原始森林中,但它還是找了回來。一次次的拉鋸,直到榮祖俠轉業時才不得不將黃毛送給了馬戲團。由于小榮站長與“黃毛”相遇的情景和“二戰”時波蘭士兵邂逅傳奇棕熊福泰克的狀態十分相仿,這就自然帶出了作品的另一條敘事線,即榮祖俠與他含冤謝世的祖父之間的珍貴聯系。這條敘事線所占篇幅并不長,但在作品中又確實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由于小榮站長打小從祖父那聽到了福泰克的傳奇故事,于是才有了“黃毛”與福泰克的無縫銜接,而無論是在和平的當下還是在戰火紛飛的昨天,兩只熊悲歡命運的殊途同歸自當別有一番意味;二是身為教授的祖父因其自己所謂的“污點”在七十年代一個寒冷冬天的清晨喝下了敵敵畏,祖父走得倒是有尊嚴,但在他的身邊卻只有一個孩子還會流下眼淚,其他的則更多是在撇清關系;三是祖父走得雖然干凈,但他身上那個所謂的“污點”卻在小榮的家庭背景上洇染了一大片,小榮從軍校外語系畢業時遭遇那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分配,何嘗又不是祖父那同一污點的繼續洇染。

正是由于有了敘事上這樣的巧妙設計,使得嚴歌苓筆下的這部動物小說與習見的同類作品既有相仿之處,又有自己的特色之所在。

這同樣是一部頗具可讀性且令人為之動容的作品。因其“黃毛”憨態的質樸可愛,因其部隊兵站特殊的人文氛圍,因其高原惡劣的自然環境,因此它一出場,讀者的心弦就伴隨著這個幼小生命的成長忽緊忽松。特別是當穿著毛料制服的梁部長出現在兵站、當“原則性強脾氣又大”的大軍區后勤部少將王副政委到兵站考察時,當“黃毛”一次次被送走、被雪藏又一次次頑強地回到兵站時,我相信讀者的心弦都會被“黃毛”未卜的命運給繃得緊緊的;作品結束處出現了這樣的場景:某天傍晚,已轉業到深圳工作的小榮站長約同在深圳打工的幾位昔日戰友聚到一起觀看剛剛收到的“黃毛”在馬戲團表演的錄像帶,看著看著,“榮祖俠瞥一眼自己昔日的部下,沒有一個在笑,所有臉上都掛著淚”。此時此刻,讀者的反應恐怕也免不了喉頭緊緊、鼻子酸酸。

這同樣也是一部深刻審視人與動物、生靈與自然關系的作品。無論是黑熊“黃毛”還是棕熊福泰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兩支部隊和兩只熊之間,士兵們成了“熊爸”,熊成了他們的“開心果”和“大力神”,在這種人與動物間親密和諧關系的映襯下,反倒是人與人的關系更顯微妙與復雜,以至于“熊孩子”們不得不以自己笨拙的作揖或敬禮來化解他們之間的沖突。然而,當士兵與熊之間這種“父子”般的撫養關系一旦確立,客觀上就要面對各自族群的割裂,特別是那些個“熊孩子”們長期遠離自然的生態與環境,它們在大自然中生存的野性與能力已然漸漸喪失,只能依賴自身對人類行為的笨拙模仿來取悅人類以度過余生。這些個“熊孩子”實在無法理解那些曾經救助過自己的“爸爸”們為什么會突然棄它們而去,而“熊爸”們面對分離同樣也只能是無助、無奈和無解。落入這種夙命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無論是“熊爸”還是“熊孩子”,他們一己之命運又怎么能完全脫離開社會的左右呢?于是,蒼蒼茫茫的大千世界和生生不息的萬千生靈之間,彼此間能有絲絲牽掛當已屬萬幸。

《小站》上述兩個鮮明的特點與國際文壇上那些成功的動物小說可謂殊途同歸。不能將此簡單地理解為作家們創造性的泯滅,他們的個性、他們的特色往往就裹藏在這看起來似曾相識的共性之中。比如《野性的呼喚》中那條名叫巴克的雪橇犬毅然走向荒野回歸自然的過程就被杰克·倫敦寫得蕩氣回腸、余音繞梁,這就是杰克·倫敦的獨特性。而在《小站》中,嚴歌苓的獨特性則在于那個似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祖父形象。這個人物在作品中著墨不多,而且一開場就宣告了他在小榮站長7歲時就已經非正常死亡,作品中有關祖父的信息非常稀薄,我們只知道他年輕時在英國留過學,后來因政治上有污點被流放到西北教書……然而,就是這個被作家寥寥數筆一帶而過的祖父在《小站》的作用恰恰是其他人物無法替代的。正是因為有了祖父的存在,東方的“黃毛”與西方的福泰克這兩只熊才得以無縫隙地串連,從而增加了作品的國際性與話題的普適性。更重要的是,祖父的存在使得小榮站長的形象更有歷史感與蒼桑感,正如同嚴歌苓直言不諱般的表述:榮祖俠在作品中時常被“分裂成了兩個人,一個是小榮站長,一個是祖父的小豆”。作為站長的小榮,他有自己必須恪守的職業道德;而祖父的小豆則不可避免地承襲著祖父的基因:不簡單地依循塵世的條條框框,在蒼涼中內心依然充滿溫暖的善意……這樣的筆觸在《小站》中雖不是很多,但又時而畫龍點睛般閃現,這就使得《小站》在演繹動物小說共性的同時,依然被烙上了嚴氏小說的獨特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