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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青年寫作的無限可能 ——“新時代青年寫作的可能性”研討會在南寧舉行

來源:中國作家網 | 陳澤宇  2020年06月03日16:16

青年作家與青年寫作一直是當代文學界的熱點話題。據不完全統計,僅2019年一年,在各類學術期刊、文學雜志、專業報紙及互聯網平臺上發表的有關青年作家創作的評論性文章就逾千篇。無論是讀者、評論家、文學編輯還是青年作家本身,都對青年寫作問題很關注。

天狼影视 中國作家協會長期以來高度重視青年作家的發展問題,2020年初成立青年工作委員會,旨在更加有效地加強對青年文學創作及青年作家隊伍建設的支持引導,以多種方式團結引領廣大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學工作者,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繁榮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邱華棟、張燕玲、徐則臣、東西、何平、楊慶祥、黃德海、徐晨亮、李倩倩、田耳、王十月、李約熱、朱山坡、岳雯、何同彬、張柱林、葉君、曾攀、李壯、陶麗群、王勇英、王迅、小昌、孟小書、王蘇辛、丁顏、周愷、宋阿曼、徐小雅等作家、評論家出席研討。

天狼影视 5月28日至31日,由中國作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南方文壇》雜志社、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新時代青年寫作的可能性”研討會暨2020廣西青年批評家培訓班在南寧舉行。本次研討會也是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成立后組織的第一個正式活動。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主任邱華棟,廣西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呂潔,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部分委員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作家、評論家50余人參加會議。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主持研討會。

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協會青年工作委員會主任邱華棟致辭

邱華棟在致辭中表示,“青年寫作中的可能性”既代表著一種充滿期待、朝向未來的長遠注視,也關聯著一系列極富現實感與指向性的當下話題。這些話題包括青年寫作的現狀和趨向、讀者對青年寫作的期待、青年寫作的內外維度與潛力應當如何拓寬和激發、當下青年寫作中的慣性限囿與突破動力、青年寫作如何更充分地展示出自身的風貌特質、青年寫作如何回應當今時代的精神主題等。“我們今天對‘青年寫作的可能性’話題的探討,既涉及到對‘青年寫作’概念本身的厘清、思考,也涉及到對青年寫作當下創作研究現狀的梳理、分析,還涉及到對青年寫作未來發展趨向的判斷、引領。”

天狼影视 青年寫作的花果枝葉體現為一位位年輕的作家、一部部嶄新的作品,它的根脈土壤則深刻勾連著中國文學的總體想象和寬廣未來。同時,在更廣闊的社會歷史層面,“青年”同樣是如今的熱點詞。邱華棟說,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戰決勝之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也無疑使這個年份顯得更加特殊。當下青年正站立在歷史的重要節點上,見證并參與著時代歷史的巨大變革。在這樣的語境下,青年的角色受到了格外的關注,青年的作用也獲得了極大的凸顯。邱華棟鼓勵廣大青年作家和評論家思考時代命題、塑造時代形象、探索時代表達,面對時代展現擔當,在相互溝通、切磋、支持中共同構建文學生活,通過自己的筆和眼,閱讀、理解我們共同身處的時代。

廣西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呂潔致辭

呂潔在致辭中談到,本次會議以“新時代青年寫作的可能性”為主題,緊密圍繞青年寫作的歷史意識、現實精神與未來發展等議題展開研討,深切呼應新時代對青年的期待,鼓舞青年作家響應習近平總書記“擁抱新時代,堅定理想信念,站穩人民立場,練就過硬本領,投身強國偉業”的號召。呂潔希望廣大青年作家和評論家深刻把握新時代的本質和主流,思考個人與時代和歷史的關系,展現寫作的時代擔當和人文擔當,在新時代的潮頭中勇當先鋒。

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主持研討會

天狼影视 張燕玲介紹說,《南方文壇》雜志始終關注青年作家批評家的成長與變化,舉辦各種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已是常態化,其連續20年舉辦的“今日批評家”欄目推介了全國幾代優秀評論家。2020年第3期《南方文壇》推出“青年寫作的可能性”小輯,邀請何平、楊慶祥、黃平、李壯、丁顏、王蘇辛、周愷、祁十木等8位作家評論家,從青年寫作的定義、現狀、類別、關鍵詞等方面各抒己見,形成了有益的討論。

青年者誰

文學不是孤島,青年寫作無法離開同時代的知識、經驗和精神。在討論中,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問題”不斷被提起:青年文學的問題首先應該是一個青年問題,其次才是文學問題。青年批評家李壯對貌似自足的青年定義提出反駁,他認為作為“官方”定義的18-45歲,實際上無法滿足現時代中青年精神的特殊性。在如今的社會機制下,18歲的“青年”可能還在讀高中,奢談建立有效的理性價值觀,而文學從業者在當下往往碩士畢業后才會走出大學校門,緊接著又被席卷入強大的社會話語邏輯,“所以青年的實質性空間其實被大大壓縮了”,“更多的人可能是巨嬰或者小老頭”。

四位青年作家的創作談(原發于《南方文壇》2020年第3期“青年寫作的可能性”小輯)

天狼影视 李壯所觀察到的青年寫作狀態,是一種滑翔狀態。他認為這種滑翔是很穩定的滑行,而不是翼裝飛行,總體平穩可控。“我覺得我們這代人的寫作目前被限囿在某種常態之中,這個話反過來說就是我們還不夠‘變態’。”當然,如果話止于此,那顯然只是一場常態滑翔,李壯還嘗試從內在與外在同時做出解釋的突圍: 就外在而言,我們身處的時代本身即非“歷史的青春期”,不是青年,更似壯年。談論青年問題和青年寫作的潛在坐標有二,“五四”與八十年代,“但實際上這兩個時期和當下都不一樣,因為那兩個時期前我們被關得久了,突然打開一扇門,外面的世界都是新的,青年人有無限的好奇心、激情和想象力要去探索世界。而在今天更多的是熟練,是高速運轉,是理性精確。”世俗生活空前的繁榮造成空前的熟練,這極大地抑制了文學的想象空間——“但這不是我們個人能夠所決定的”。“與之相關的就是文化語境的變遷,文學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是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導致相對‘五四’與八十年代,我們整體上的生態、氛圍、話語都相對更加封閉。”就內在而言,寫作者與時代經驗之間的過分融洽,也使得作品中的刺痛感被削弱。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在常識的現代生活里集體成長起來的文學人”,李壯發現自己與同代人看似唾手可得的機遇實則是無處不在的挑戰。在消費主義無孔不入的滲透中,物的象征價值逐漸被使用價值所遮蔽。經驗獲取的非自覺性與經驗匱乏本身,構成了一個問題的兩面。

四位評論家的爭鳴(原發于《南方文壇》2020年第3期“青年寫作的可能性”小輯)

剝開生理年齡的表象來討論精神性意義上的“青年者誰”,是一種大概率的共識。《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認為,已經喪失了“青年性”的作家其實無需繼續“表演”,如果思想已經不再成長,終止寫作可以獲得理解。“其實所謂的寫作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任何一個情況都不是全部,因為人生是一場不間斷的現場直播,把自己人生播精彩就可以了。”“70后”作家田耳說自己很喜歡閱讀年輕人的作品,因為青年寫作中不斷更新的語言對他的寫作產生著積極影響,年輕人總能寫出自己意想不到的新東西。而同為“70后”作家的朱山坡則認為不要“迷信”年輕人,也不要“鄙視”老年人,“后浪想推前浪,一些浪花是可以推得動的,但是變成磐石的前浪怎么推都推不動,只有繞過他們,讓他們成為我們的航標和榜樣。”朱山坡稱自己對前輩的作品充滿敬畏,有一顆“從來沒年輕過的心”,他并不認為這是真的壞事:“我一旦變自信就懷疑自己變老了,自信就意味著你定型了、固化了,意味著對自己太迷信了。”

天狼影视 “也許我們的內心要處理的是那種多重的精神結構、情感結構,甚至是年齡結構,在內部這種多重的結構一直糾纏。”青年評論家、《南方文壇》編輯部主任曾攀打趣道,“我們也許可以拿著泡著枸杞的保溫杯過來參加青年寫作的會議,同樣也可以在21歲的時候因為情感的打擊和悲劇說自己‘心已老了’,這都沒有問題,我們的寫作需要處理的不是單一的經驗和情感,而是需要把這些東西含納進來,要把它穿透打通,甚至要成為我們的‘精神分裂’。”曾攀表示,如果青年沒有抵達精神層面的開闊地,其寫作也就無法打開寬廣的可能性。所以,“處理好我們內部的多重情感的心理經驗的結構,是打破青年寫作的那種單一化、單調化非常重要的途徑,我們要把所謂的‘青年’重新問題化。”

批評何為

在1918年春天的某個夜晚,先后遭際了從小康之家墜入困頓、“到N進K學堂”、從“幻燈片事件”到《新生》雜志、在紹興會館抄古碑等等人生況味的魯迅躺在床板上,望著頭頂上絕無窗戶而萬難損毀的鐵屋頂倍感寂寞。這大概是文學萌發時的情緒之一種。1918年的5月,《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魯迅時年38歲。

天狼影视 寫作《狂人日記》時的魯迅還年輕嗎?他自己恐怕不會這么想。強行換算到現今,《狂人日記》時期的魯迅比所有“90后”作家都年長一個“代際”,如果單看生理年齡,他也在絕大多數“80后”中遙遙領先。按照今天以45歲劃分“青年”與“中年”的界限來看,彼時魯迅無疑仍是一個“青年”。截至45歲,《吶喊》《彷徨》先后出版,魯迅最重要的小說作品均已完成。

天狼影视 評論家何平梳理魯迅的創作簡表,發現“40歲前后應該是一個作家關鍵的歷史時刻,是應該寫出他們一生中大多數重要作品的時刻。”在文章中,何平還提供了一份“作品目錄”,記錄了新時期以來部分知名作家代表作的發表年齡:

何平統計的新時期以來部分知名作家發表代表作時年齡表(注:姓名后數字為出生年份 作品后數字為該作品的首發時作者的年齡)

以上數據并非為45歲的“青年”界限增添注腳,畢竟在某種程度上,固化的時間裝置意味著權力結構,而“前浪”作家經典化的不斷確立,無法排斥多種復雜力量的整體推動。何平列出數據的真正目的,在于反思:批評家何時能為“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也建立一份文學目錄?他寄希望于“十年之后”,但仍為同時代人批評家的不在場抱有遺憾,“是要考慮到,和他們的兄長輩父輩作家相比,我們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對今天這一代青年作家經典化沒有盡到應有責任的變量。”何平堅信,青年作家的成長需要“發現者、聲援者和庇護者”。

天狼影视 “你們無論作為批評家還是期刊編輯,天天一副家長式的面孔,教導我們一定要寫異質性的、創造性的小說,但是你們自己編的刊物上都沒有多少異質性和創造性。”《鐘山》副主編何同彬說,在一次活動上他被一個青年寫作者這樣“懟”過。何同彬認為,如今的文學生態值得反省,著名作家們新的平庸作品只要一出現就會暴得大名,席卷一切年度排行榜——哪怕作者本人都覺得“小說寫得不怎么樣”。當文學資源大部分被占據和消耗之后,仍有人在有限的空間里錯位地對青年寫作里的諸多問題抱怨,“其實很多問題不僅僅在青年”。青年作家丁顏也有同感,“我覺得批評家對我們青年寫作者要好一點,不要捧我們,出現的問題該說還是要說,編輯對我們嚴格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我現在覺得批評家對我們太狠了,編輯又對我們太好。”

有論者指出,當下的文學批評和雜志編輯也存在著“媚老”和“媚少”的現象,前者對功成名就的作家說盡好話,熱情洋溢的文辭下隱藏著利益交換,后者對文學新苗推波助瀾,在注意力經濟下博得眼球卻揠苗助長。青年作家周愷早年作品均發表于民刊《天南》,后來才被力推年輕作家的主流文學期刊所關注,但他認為不少開辟“90后”作家專欄的刊物只是噱頭。“盡管有吃奶罵娘之嫌,但我還是想說,這純然是一種燒香拜佛的心態,既無主張也無格局,單單列上一堆名字,以求借這些名字也變得年輕,不但沒有幫到 90后,反倒使 90后落得個被‘催熟’之嫌。”

《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徐晨亮不主張狂飆突進般搶占“話題”,選刊自2018年起逐步就青年寫作話題進行理性探討、匯聚多方聲音,先后摘選青年作家作品數十篇。2019年,選刊向目前活躍于文學期刊、網絡社區及類型文學領域的35歲以下青年作家發去調查問卷,就文學意識、寫作、閱讀等方面提出10組問題,邀請青年作家進行同題問答,共收到117位青年作家回復。在長期與青年寫作者交流的過程中,徐晨亮了解到,優秀的青年寫作者并不困惑于稿件無處發表,他們真正苦惱的是無人對話。“發表之后聽不到回響,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被人喜歡還是讓人覺得千篇一律,哪怕連否定的批評意見也很少聽到。”回顧八十年代的文學繁榮,其中新人登場后引發的強烈沖撞與反彈,以及由此產生的良性討論是文學“黃金年代”形成的必不可少的原因之一。而在當下,這種爭論的減少令許多年輕寫作者感到無措。

2019年《中華文學選刊》“青年作家調查”群像

評論家都到哪去了?據徐晨亮觀察,每有重磅作家新作問世,老中青評論家爭相發言,大家爭先恐后從新文本中尋找“微言大義”般的文學史意義,這有點像滑稽的“作文比賽”。盡管名家新作值得矚目,但這種超強的“磁場”還是讓徐晨亮感覺“頭部作家”在整體文學生活里占據的份額被過度放大了。“相反,我覺得真正需要探討的是活潑的、來自現場的、動態上的寫作問題,也許青年作家的創作不是多么成功的作品,但是其中有很多具有話題性的現象,我們從刊物的角度、評論的角度給予他們的空間是不是遠遠不夠?”

而在對青年寫作有限的關注中,達爾文主義造成的文學沖動起到了負面效果,徐晨亮將其總結為兩種模式化的言說方式:“后浪的闡釋學”和“成功者的闡釋學”。“60后”“70后”“80后”“90后”,文學代際仿佛一浪接著一浪,評論界不斷致力于找出后浪較之于前浪的特殊性,仿佛只有后浪才能提供新的世界觀和文學價值,這就是“后浪的闡釋學”。在徐晨亮看來,所謂的新穎性和異質性應該是闡釋之后的結果,絕非浮在地表的標尺。“就好像說一個石質椅子,材料從礦石中反復提取,但我們不能進到礦山內部沒有找到椅子就說貧瘠,那里全是原石。批評家的責任就在于有效地進入現場,把‘椅子’闡釋出來。”“成功者的闡釋學”貽害更甚,仿佛文學史是偉大作家的發跡史,其余普通寫作者全處于陰影之下無法顯形。“我覺得那些所謂的文學史的成功者,他們不過是一些幸存者而已,只不過他在寫作這條路上堅持得久一點,堅持到他足夠寫出這些成功的作品。與他同時代同一時期寫的那些同行者未必沒有才華,甚至從寫作的各個方面不遜于他。”在徐晨亮看來,青年寫作不是賽跑,不是誰先體現出超越于年齡的成熟就是成功撞線,就成為這一代人的代表。“很多時候給文學帶來啟示的東西未必是成功的,有可能是挫敗感帶來的啟發性。除了文學史上留下名字的,大部分可能都會成為文學史的背景,但他們仍意義重大。” 青年作家、《當代》雜志編輯孟小書也認為,媒體對青年寫作關注的熱情,已經超出了青年人本身對文學的熱情,這體現了業內輿論話題的單一和匱乏。“這或許不是青年作家應該反思的,而是評論家或者期刊編輯應該要反思的東西。”

天狼影视 “徐晨亮們”的“吐槽”看似尖銳,其實只是在重申常識:批評家要為文學園地的生態環境負責,文學不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實用性不足以衡量所有作品的意義。

媒介之變

《作品》雜志副總編王十月的一段分享引發了會上熱議。王十月認為,在新媒體時代,文學傳播應注重和新興媒介緊密結合,比如抖音。

天狼影视 自2020年4月入駐抖音APP以來,《作品》雜志社官方號共發布作品11條,視頻內容均為介紹當期刊發作品、展現編輯工作日常、賞讀知名作家手稿,獲贊數和粉絲數均有兩千余。刊物負責人王十月用個人抖音號試水,也收割了6萬獲贊,1.6萬粉絲,成為了一名小小“文學”網紅。王十月說,自己本以為抖音上的年輕人會喜歡金庸,但沒想到文學的流行面孔早已革新,新一代年輕人對武俠小說興趣有限,對網絡文學認同感更高,“你要是膽敢在抖音上說一句《雪中悍刀行》不好看,至少能有十萬的播放,不過他們不會給你點贊”。王十月發現,新一代年輕人的認知已經和“70后”的自己有著極大的差別,自己對年輕人的所思所想知之甚少,做抖音能倒逼他按照年輕人的想法思考,也能讓刊物的內容最大限度地被更多讀者熟悉。按照抖音短視頻的運行機制,要在20秒內將核心的內容提供給用戶,撰寫抖音文案時,他發現自己以前的寫作廢話太多,“要按照抖音文案的標準,一篇文章最后留下的就是精彩的東西”。

《作品》雜志抖音頁面及網友評論

時代浪潮中的任何人都無法忽視一個時代中最強勢的傳播形態,報紙、電視、個人電腦都曾迅速興起并占領世界。但文學的特性能通過快節奏、碎片化的短視頻形式展開嗎?“我們老感覺我們在搭媒介的車,其實媒介根本不重視,對于新媒介來說文學一點都不重要,說一句可能不太恰當的話,強大的媒介就是在不斷地誘奸文學。”何同彬在了解過短視頻傳播后得出了和王十月不同的結論,他認為,包括青年寫作在內的文學創作不可能通過新媒介來得到太大的推介和變化,有效傳播非常有限。

“看的人多就好嗎?”黃德海也反問道。“為什么看抖音的人比看文字的人多?因為它是演戲,抖音上來就是戲,一個傻瓜去表演也比一個聰明人寫的文字引人注目。”黃德海認為,在文學領域中,過度民主化的選擇不意味著更有價值,時代的經典作品容不得估算,它在主動產生后才會被大眾認識,而非通過某種媒介的強行宣傳。

青年作家宋阿曼同樣對“媚新”保持警惕,在她看來,爆炸性的新話題、新現象、新技術雖然看起來耳目一新,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新出現的事物難以被一下看清,它是否代表著潮流的未來走向難以判斷。“或許這只是一個枝杈,不能因形式或素材新就忽視藝術審美。我覺得還是先進行鑒定,而不是直接說這其中存在某種可能性。”

天狼影视 對此,王十月做出進一步解釋,他認為讀者的文學欣賞品味是一個被引導塑造的過程,而引導與傳播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如何影響更多的年輕人。作為一名文學期刊的負責人,王十月認為時下最強勢的媒介形態值得倚靠,“過去我們一個整版的小說書評出來發在《南方周末》,大家覺得好,但現在看報紙的人都少了。如果我們在抖音上面講這個小說怎么好,它一下子就有幾百萬、上千萬的人看,占用的資源也很小,還能夠把問題闡述清楚。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時代最強勢的傳播手段和傳播媒體來做我們的文學工作。”此外,王十月認為文學作品的好壞不見得永遠是少數人說了算:“這是一個悖論,少數人有可能是個糊涂蛋呢?我們現在糊涂蛋少嗎?經常是少數的糊涂蛋在指揮大家干什么事。”近年來,《作品》雜志在面對一些年輕寫作者的稿件時,會采取“群討論”方式,讓微信群里的年輕人提出自己的看法與意見,“我覺得群里的500個人的判斷能代表他們的態度,而我一個人的判斷可能能力不足”,王十月說。

2017年起,《花城》雜志新辟“花城關注”欄目,在2017年第1期《開欄的話》中何平談到,要“盡可能地打開當下中國文學的寫作現場,盡可能看到單數的獨立的寫作者在做什么”,“要讓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樣性和差異性一起浮出地表。”

“從文化傳播者的角度來看,我們當然希望當下更多的青年讀者能夠接觸到當下青年寫作者表達出來的文學,通過文學表達出來的一些對當下生活的思考和觀察,也只有讓覆蓋面更大才會有更多的文學傳播,不然我們就有可能失去這一波被別的傳播吸引走的年輕的一代,從而失去他們可能帶來的文學新的可能性。”《花城》執行主編李倩倩認為,對抖音、直播等新興媒介的關注未嘗不可,“一個非常優秀的青年作者的長篇小說能銷量幾萬冊,那已經站在了金字塔的頂尖。而像李佳琦和薇亞的直播,幾個小時的觀看人數就和一個省份的人數相當。”文學市場的覆蓋面遠小于流量明星的影響力,但更重要的是,傳播方式讓青年人的思維表達更加多元化,而且這種多元化還在不斷變化當中。“比如,十幾年前那一代年輕人追星的時候可能是盲目的,這一代人追星方式變化了,他們會討論這個明星被‘黑’或者被‘粉’背后的資本運作、文化形象以及話語權,他們的間接經驗是在幾代人的間接經驗的基礎上累積出來的一種思考,他們的思考更加社會化。”李倩倩說,不能小看新一代年輕人,應該用文學方式感染他們,讓他們走進文學。“無論是抖音或是其他,只是想讓他們更多的看到,有這種可能性我們才能走向經典性。”同時,李倩倩認為,不能將對“優秀文學”的框定過于狹隘或保守,過早地把當下的“優秀作品”加以界定,需要長時間對文學的未來性和開放性秉持包容。

怎樣“可能”

本次會議的地點選在南寧市青秀區古岳坡,也是歌詞作家古笛的家鄉。由古笛創作的民歌《趕圩歸來啊哩哩》,表現了彝族姑娘趕圩歸來喜悅、歡快的心情,傳唱廣泛。作家東西注意到,歌詞中最出彩的部分并不是具體的內容,而是作為襯詞的“啊哩哩”——

“啊哩哩”是廣西百色隆林的方言,意為“姑娘”,“啊哩哩”也是當地的民族音樂的一種曲調。這首歌因此取名“啊哩哩”,既有民族特色,又便于傳唱。

天狼影视 “一首歌可以靠音樂將它烘托起來,甚至不用歌詞都可以,但作家如果全是些襯詞,靠評論家幫我們襯托起來,估計評論家會很累。”東西對青年作家寫作的“襯詞化”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南方文壇》青年編輯李北京認為,現實感和歷史意識的不足是制約青年寫作可能性的兩個方面。“翻開青年作家的作品,我發現青年寫作缺的不是知識,也不是思想,也不是想象和敘述的能力,而是現實的感受力。我們身處現實之中,但眼睛被屏幕占著,耳朵是被耳機塞著。我們對現實的感受正在逐步退化,甚至喪失,而感受的退化和喪失帶給寫作的影響可能是對現實的沉默與無語。”李北京認為,與前輩作家相比,青年寫作缺乏人間煙火味。“人間煙火味看似簡單,其實是考驗一個作家的功力。如果現實的感受不足,細節就出不來,細節出不來人間煙火就華而不實。我們要的是如何讓細節既有人間煙火,又能夠讓它飛揚起來。”歷史意識與其說是一個題材問題,不如說是寫作者處理自身與傳統關系的方法。艾略特認為,傳統不是被繼承的,而應該被反抗。李北京對艾略特的觀點提出修正:傳統不僅可以被繼承,而且只有繼承才能更好地反抗。他觀察到,“90后”作家的文學傳統更多地接續著西方文學經典,但在對文學翻譯的習得過程中,語言與細節往往無法捕捉得精確。“今天青年作家的語言,經得起品味的似乎有點少了,是時候向內轉了。”

天狼影视 語言如何經得起品味?評論家楊慶祥給出的建議是“漢語加密”。在楊慶祥看來,當代作家的總體語庫的建構仍處于未完成狀態,大多數作家的語詞單調、用語貧瘠。在新媒體大環境下,語言的去中心化呈現出平淡無奇的整體景觀,“所有人的語言都變得透明,所有的人都被控制住,這是資本和權力最樂于看到的結果。”人的存在與思想和語言緊密聯系,作家寫作應“各行其是”,通過加密拒絕一部分讀者,同時構造新的語言內質。

參與研討的作家評論家

天狼影视 阻礙青年寫作可能性發生的,不只上述“技術原因”。何同彬對青年作家的惡性“抱團取暖”很排斥:許多人取的不是文學的“暖”,而是各種資源、利益與權力,他們的寫作在同一語境中不斷繁殖,最終形成了建立在盤根錯節的關系之上的板結化了的惡性“青年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沒有任何青年性可言”。但如果“抱團取暖”是一種良性互動,則會對青年寫作增益不小。《人民文學》副主編徐則臣認為,青年作家彼此之間的交流不應限制于交流技藝、交流情感,還要交流對世界的認知,交流如何在寫作中呈現現實生活中核心的疑難和核心的情緒,尋找核心的那種修辭。具體的寫作是一個人的戰斗,但尋找共通的傳統、歷史與文化是一代人共襄盛舉。

張柱林、李約熱、陳愛中、朱厚剛、陶麗群、小昌、徐小雅等作家評論家也不約而同地談到要擁抱活力與銳氣,時刻勤奮并自省。當然,青年作家的創作本身永遠擁有最大的可能性。絕大多數青年作家都已經意識到,為了給評論家提供闡釋抓手而故意在文本中埋“梗”的寫作方式與為了發表而追逐寫作數量造成的自我重復都毫無意義,此刻不過是一個起點,地平線的那頭是博大的生命能量與世界經驗,寫作的目標是為了與自己的生命建立聯系。這些青年作家在研討中迸濺的思維火花分外閃亮——

天狼影视 在宋阿曼看來,“‘青年寫作’這個詞非常書面,是站在批評家立場上的。對于寫作的人來說青年寫作就等于我的寫作。”宋阿曼認為,“不管什么樣的生理年齡,但凡是作家的精神不停止成長,不管他嘴上怎么說,內心肯定是不愿意放棄在紙上鍛造的驕傲的——他心里肯定有他自己狂傲的時刻,他不會輕易自己宣告自己停止生長。只要一個人不停止地探索自己,肯定會產生一些意義和危機。”化解這些意義和危機,歸根結底還是要靠寫作者本人,在停與寫之間,解決事物未完成的可能性。

丁顏在18歲時完成了一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說,但無論投稿何處都無人接收。不過現在再回頭看這部幾年前的少作,她反而不愿意再拿出來出版了。“我覺得‘新時代青年寫作的可能性’對我們青年來說就是一種邊寫作邊成長的過程。”在文章中,丁顏用形象化的比喻闡述了自己對寫作的思考:“寫作的要旨是寫。就如得到一粒種子,放在手心里看著它,想象它能長成什么樣子,會越想越縹緲,要有種下去的勇氣,然后澆水施肥,等緩慢出土,緩慢長大,最好綠葉繁茂,開出花,至于結果,大方一點,交給讀者也是可以的。”無盡的繁花都來源于最初的種子,不是所有的種子能夠發育成繁花朵朵。但所有的種子亦都有通向盛開的可能性。

天狼影视 讀罷波德萊爾《對幾位同代人的思考》,周愷對波德萊爾評價雨果的斷語印象深刻:“許多年以來,維克多?雨果已經不在我們中間了。”“(雨果)屬于罕見的人物,這種人在文學界比在其他領域尤為罕見,他們從歲月中汲取新的力量,他們由于一種不斷重復的奇跡而越來越年輕、越來越強壯,直至墳墓”。周愷說,大概就是受了這篇文章的影響,他總是刻意回避周遭,遠離寫作的朋輩,但近來才意識到,維克多?雨果在“我們”中間也好,不在“我們”中間也好,本就與“我們”無關。

也正如王蘇辛所說,“我們要面對眼高手低的現實,首先就要能夠耐心對待我們寫作中已知的那部分事實,讓它成為我們作品得以清晰的通道。很多時候,寫作的不準確,或者小說力量難以持續,就是我們對已知的內容,描述得過于粗糙,對于未知的部分,又表現得過于迫切,殊不知‘生生不息’的基礎,是保護事物的根基,而根基的基礎,就是我們對已知問題的把握能力。”

保持青年性,去除陳腐氣,在不斷地思考中開發自身寫作的邊際。這是一項漫長的事業,青年作家與批評家無論年齡,都需要一生堅持探索——也正因如此,青年寫作永遠充滿無限可能性。(中國作家網 陳澤宇)

與會作家批評家合影

(會議照片由《南方文壇》雜志社提供)